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

本文发表于《美术观察》2001年第7期，此处略有删节。作者刘晓路教授指出，大村西崖是“最早全面而系统地用近代观念和考古材料来研究中国美术，成为全世界最早在大学中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授”，其治学方法在《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中可见范示。

一、背景：彼时的日本美术史学

大村西崖恰巧是明治维新的同龄人，他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今天已变成东京艺术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与东京大学并列为日本的美术史学两大中心。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的美术史与美学往往合成为美学美术史学科。但是，这时候的“美学”往往仅指西洋美学，而且经常与西洋美术史共同组成美学西洋美术史研究室。今天，美学美术史学科有分科的趋势，东京大学就分别设立美学研究室和美术史研究室，唯独东京艺术大学称为“艺术学科”。其他有美术史学科的大学中大都再可分为日本——东洋美术史和西洋美术史两大门类。东京艺术大学的艺术学科由以下四部构成：美学（几乎是西洋）、日本——东洋美术史、西洋美术史、工艺史。现代中国的美术学则是三部构成：美术理论、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日本所谓的艺术学，无论内涵和外延，都与中国的美术学相近，但日本几乎不使用“美术学”一词。

中国的美术史学几乎都设置于美术方面的大学和研究所中，日本的美术史学除此以外则主要设置于综合大学中，1889年，在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东京美术学校开始“美学及美术史”的课程，东京大学也在同年开始"审美学美术史"的课程，由此可视为建立在近代意义上的"美术史学"已经成立。但是，即便在同样的“美术史”课程中，两校仍有相当的差异。东京美术学校是作为创造新时代美术的美术教育现场而设置的机构，因此这里的美术史课程与其说是以历史研究为目的，不如说打算通过研究古代美术来创造新美术，某种意义上通过临摹古画以用于创作为同样目的。东京大学早在1889年以前10年就开始了审美学的课程，1889年改为审美学美术史，1891年改为美学美术史，它的美术史是作为哲学美学的一环开始的。并且执教者是德国人布塞、克贝尔、以及留德的大冢保治，他们以美学为中心，附带讲授西洋美术史。日本——东洋美术史则稍后才设置，担任教授的是黑川真赖、藤冈作太郎、泷精一等和学、汉学方面的学者。如果总结两校美术史学的差别。第一，东京美术学校是作为美术教育一环开始的，东京大学是作为哲学研究一环开始的；第二，东京美术学校一开始就并列了东洋美术史和西洋美术史，东京大学则从西方美学美术史的移入开始，东洋美术史稍后；第三，东京美术学校的日本——东洋美术史侧重于美术教育的范围，东京大学的日本——东洋美术史起源于和学、汉学体系的考证传统，发展于近代的历史学。

日本一一东洋美术史的所谓“东洋”在日本也有广义和狭义多种： 最广义者指整个亚洲； 一般指以印度、中国、日本为中心的南亚和东亚地区； 也有的仅指东亚； 最狭义者仅指中国。但在中国，“东洋”却仅指日本，在其他意义上，一般使用“东方”一 词。就目前状况而言，日本的所谓东洋美术史往往仅仅指中国美术史。

在今天日本学界认为美术史属于历史学科的分支，故多设置于综合性大学，重视美术史中的“史”的性质。美术史学科从美术学校移往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的美术史学科以老大自居，中国学界认为美术史属于美术学科，故多设置于美术学院中，重视美术史中“美术”的性质。中国的美术史学科是全世界最接近“美术”的，也是最接近美术批评的。

△ 大村西崖胸像，东京艺术大学

二、大村西崖之前：

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的“以论代史”

在大村西崖以前，日本处于“没有美术史的美术史时代”，代表人物为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在日本脱亚入欧的时代，他们两人既是日本美术的复兴者，也是日本的美术史开创者，但是他们笔下的美术史实际上是其理论的阐释。

芬诺洛萨(Earnest Francisco FenolIosa, 1853-1908)先后担任东京大学，东京美术学校教授。1908年用英语写作Epoch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rt?, 后出德语版(1913)、法语版(1913)、日语版(1921，1978-1981)，中文译为《中国和日本美术的诸时代》，在日本通译为《东亚美术史纲》。这部著作主要为其理论服务。他不会中文和日语，没有来过中国。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具备研究东方美术所必需的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他的研究主要依据日本美术品和在日本收藏的中国美术品进行，而对同期已在中国广泛开展的田野考古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比如殷墟、敦煌的发掘。同时，他在当时虽被奉为日本美术的权威，其实对日本美术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往往妄加评论。当时的艺术品一经他鉴定，便一锤定音，身价百倍。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的藏品便是通过其鉴定而购进的，至今留下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在，日本艺术的藏品历经日本美术史家的重新鉴定已经基本上得到正本清源。但是，中国艺术的藏品却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证。我曾参观过该馆的中国艺术藏品，以我浅陋的中国美术史知识，其年代、作者含有较多的问题。遗憾的是，该馆的东方部长往往由日本人担任，影响了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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