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何怀硕：西式“素描”与中国水墨画

一律以西式“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从五十年代实行以来，中国水墨画方面，许多前辈优秀画家因为有深厚的中、西画素养，自行因革损益，在山水、人物画所表现了综合前代，开启新元的一批水墨优秀画家(代表性大师从任伯年到李可染。我曾有《大师的心灵——近代中国画家论》一书，于1998年在台北出版。2005年、2008年有天津百花版。2015年、2016年有广东人民增订版)。

这些先行者的道路继承者，至今延续不绝。不过，在人物画方面，我上面说“是有可喜，也有遗憾”，于此略加补充论述。可喜者，中国千年水墨画传统增加了中国从未有过的，原属西方式的“写实主义”;而中国艺术吸纳消化西式的写实主义，竟能创造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新成就，当然是一大开展、一大功绩，所以可喜。遗憾的则是：因为主次重轻拿捏偏颇而致减损中国传统绘画中某些独特的优长。在山水方面，以中国为主体的中西融合，使山水画开创了新的境界，显示了吸收外来营养的功效(如傅抱石、李可染等的成就)。但在人物画方面，过分以西式素描为造型法式的水墨人物，虽然笔墨有中国特色，但造型太西化，以至未能融合西方而不失主体的地位，当然不无遗憾。

举两个显例来说明善用或滥用西式素描画水墨人物而有成败的不同。我们看徐悲鸿先生画“李印泉先生造象”，身手衣服用白描线条的疏密、轻重，而头脸不画明显的明暗而以渲染法使呈起伏。中西画得以巧妙的融合，能浑然一体。但看他画钟馗像，便觉得徐悲鸿的钟馗只是现代人穿戏袍演钟馗，是假的。与传统画家(如任伯年)画钟馗的生动形象大异其趣。徐悲鸿精通西式写实手法，毫无问题，但一位古代传说人神兼任的钟馗，便绝不能滥用西式素描。

他画“山鬼”，以其妻为模特，也同此病。从徐画这两个例子来看，中、西素描的长短及其取舍之微妙，可以引人深思而吟味其奥妙也。过分采纳西式素描的缺失，连徐悲鸿、蒋兆和都不能免，后代画人，1949年以后成长的第一代，以黄胄、周思聪等为代表，下一代每人达到一个高峰之后便停滞甚至走下坡，原因是局限于西式写实画法，成新八股的缘故。现在中青年一代，几乎是拿笔墨画西方反传统素描，去中国画更远。

另一方面，前辈以中国传统为主体，参考外来的新元素，努力在传统中去创新开发，(这方面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的成就便是典范)近三十年却近乎阙如。原因是对传统所能太薄太浅，而西潮的吸力太难抗拒，我们便无力从传统中创新。当代水墨画(不论山水、人物、花鸟等)流行拿毛笔画西式素描，而偏重模仿近现代的变形、魔幻、艳俗等毫无限制的怪诞风格，展望中国水墨人物现代发展的前程更加渺茫在评价以西方造型法式来驾驭中国写意笔墨取得某些新成就之余，我们不能不坦诚地面对这些成就之中的局限，就在于造型法式过分西化，以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为马首是瞻，没有觉悟到“国际性”是西方中心，最强的民族沙文主义。我们不敢对民族文化主体有自信，所以我们逐渐失去艺术风格上的民族文化特色，沦为“强势”潮流的附骥。而且说到民族二字便觉“落后”羞耻。

大陆当代水墨相当大部分是毛笔代替木炭画西式现代素描。不要说与中国绘画追求神韵远离了，连笔墨的中国优势也抛弃了。这个现象随着当代艺术批评的衰败，新画家人多势众，“既成的事实”过分巨大，以及艺术商品化的形势的出现，评论界没有反省批判的声音，却多是言不由衷的捧抬与乡愿的袒护。

这一切共同构成中国绘画前途的“黑洞”，其危境已难以用语言描述。我们各“美院”还以每年数万人挤窄门，上千人获得过关的局势，不断制造鲁迅说的空头“美术家”。如何期待优秀的中国的艺术人才？美院大力扩充，师资质量不断下降。这种教育政策与制度，就是人才与庸才一起直接折杀的悲剧之根源。近三四十年，我们已很难出现真正有希望的新画家。政策与制度是极深广的问题，说来常让人陷入更大的失望。

作者：台湾师大教授 何怀硕 图来源网络 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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