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研究｜从“摆动”到“提按”：论笔法的空(5)

图14

颜真卿早期的楷书以《多宝塔碑》为代表，用笔极力强调起收笔和转折处的顿挫，使笔画起笔处明显出现重顿后的棱角或方头，转折因重顿后的提笔调锋而多以内擫为之，且“钩”、“挑”之笔皆重按顿后提笔挑出，浑厚饱满中尽显锋芒，极具提按用笔之能事。“颜体”楷书成熟的作品《颜氏家庙碑》（图15），虽以篆籀圆转用笔入楷，但提按顿挫亦十分强烈，点画起讫分明，因用笔重，转折、出锋等处不得不通过提笔回顶来调锋，于是便在转折、捺脚、悬针竖画、出钩等处明显出现缺角的特征。明陶宗仪所评其书“点如坠石”，也可以反映其用笔的重按顿挫之力。所以说，提按笔法的极度强化，无疑是塑造“颜体”楷书风格的重要技法因素。

图15

颜真卿锐意变法及其正大气象的书风，使其成为楷书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后世追慕者、学习者代不乏人。其楷书对提按用笔的重视，不仅对后世楷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左右了后世行草用笔方式的转变。即行草书用笔由宋以前的绞转为主导，转变为以提按为主导，黄庭坚、王铎无不是受其影响的代表性书家。

在千唐志斋所藏的颜体书风墓志中，以《孙公夫人陇西李氏墓志》（789）、《樊府君（涚）墓志》（793）、《孙府君（婴）墓志》（802）、《崔洧墓志》（836）、《荥阳郑府君（纪）墓志》（842）、《柳延宗墓志》（880）等较为典型。以《孙公夫人陇西李氏墓志》（图16）为例，其用笔沉涩圆劲，尤为强调起收笔、转折处的顿按用笔，点画两端形成鲜明的“结点”，且结构端庄宽绰，行间茂密，气势恢宏，具有极其鲜明的“颜体”风貌。

图16

柳公权（778-865），书出自柳氏家学，受同房族兄柳宗元影响，“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取法颜真卿，并受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影响，以方硬峻险，骨气洞达而有“颜筋柳骨”之誉，在中国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颜柳”。《金刚经碑》（824）、《迴元观钟楼铭》（836，图17）、《玄秘塔碑》（841）、《神策军碑》（843）等都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品。

图17

长庆四年（824）年，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所书《金刚经碑》，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唐拓孤本，现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院。此碑用笔劲健明快，提按明显，笔画方硬瘦劲，法度森严而富宙堂气象，“备有钟、王、欧、虞、陆之体”，乃柳公权得意之作。柳公权晚年代表作《玄秘塔碑》，提按用笔进一步强化，起笔重按后，提笔调锋铺毫行笔，末端重按笔，再向左回锋提笔。其点画起收处因强烈的提按顿挫所形成的方头，已呈现一定的程式化和装饰化。结字内敛外拓，挺拔劲峭，筋骨毕露成一代之典范。清人刘熙载曾言：“《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可谓一语道出了柳体与颜体之关联。然而，柳公权书法雄秀挺拔，骨鲠气刚，但有失温和，而且形式上一丝不苟，法度极其谨严，不免有版刻之弊。诚如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所云：“柳诚悬骨鲠气刚，耿介特立，然严厉不温和矣。”后世把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自然与他们同在提按用笔下所形成的雄强、劲健的楷书风格不无关系，他们无疑共同谱写了唐楷艺术的巅峰。

《王翼墓志》（834）、《刘氏（致柔）墓志》（852）、《杨公（乾光）墓志》（855）、《崔府君（植）墓志》（878）、《韩府君（绥）墓志》（880）等皆是千唐志斋所藏墓志中，具有“柳体”风格的唐楷作品。如《刘氏（致柔）墓志》（图18）点画用笔坚挺瘦削，强调起收之笔与转折处的顿按，形成了明显的隆起之结，最合“柳骨”之说。

图18

结语

笔法是诱导字体、书体自然演变的根本动因。从“摆动”到“提按”用笔的转变，是中国书法笔法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不仅使笔法发生了由平面到纵向运行空间，由“古法”到“新法”的根本转变，而且在提按用笔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唐楷完成了从形成到巅峰的发展历程。

从“提按”用笔发展的角度纵观唐代楷书，初唐欧阳询沿袭陈隋旧法，融入提按之法，初见唐楷规模；褚遂良继之以行入楷，强化提按用笔，易改陈隋渐与古法分离，确立了唐楷法则；中唐颜真卿一反初唐之貌，夸张重顿轻提，使唐楷尽显“盛唐气象”；继而晚唐柳公权融合欧、颜，提按用笔步入程式，并将唐楷法度推向极致。随着唐楷作为新的正体，成为后世习字之启蒙，提按用笔也渐成后世学书之“不二法门”，并影响了后世篆、隶、行、草等书体笔法的转变。然而，随着提按用笔的过度强化，其弊病也逐渐凸显出来，不免后人不断以“浓头纤尾，断腰顿足”、“蜂腰鹤膝”、“中怯”等语加以批评。直至清代碑学异军突起，包世臣首倡“中实”之论，力求以汉魏碑版始扭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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