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10)

2006年夏天，我们组织了一个由老知青和第二代“小知青”构成的“还乡团”，重返黑土地，来到我们插队的合心屯，住在已经摇摇欲坠的当年知青点的集体户，一张开眼就被热情的农村孩子所包围。在北大荒他们不仅看到了广阔的地平线、璀璨的星空、向日葵和白桦树，而且建立起与农村和孩子们的真挚感情，为他们打开了人生的另一维度。事实证明，他们的收获比我们更多、更重要。

8月1日，来自上海、北京、哈尔滨、宁波等地的数百名老知青和他们的子女，在黑河的爱辉举行了“黑龙江知青纪念馆”奠基典礼。是日，黑龙江的游轮上欢声笑语，当上海知青代表团打出“上海知青向黑龙江的父老乡亲问候”、“黑土地上有我们的爱”的巨大横幅时，令人不禁动容。穿越三十年的时空，一代人以青春和血汗造就的共同情感，依然热烈而深沉。

今天，已整体进入退休年龄的“知青文化”，所昭示的既不是当年大返城和知青文学控诉、揭示苦难的主题，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高潮所体现的集体怀旧。其追求一是将老知青对农村的感情和联系传递给下一代，二是力所能及地回报第二故乡，体现的是教育性和公益性的价值。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张屹南提出了“新知青文化”的命题，认为应当赋予当代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关注农村、服务农村、反哺农村的新义。在操作性的层面，“新知青文化”应当建立在“青年志愿者”和“志愿者精神”这一新的平台上。这样，“新知青文化”将成为由两代人共同参与塑造的“志愿者文化”，为中国公益事业增添新的活力。

教育研究

教育原本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个人的教育经历，既是新中国教育历程的一个写照，也是一个结果。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所做的工作，或许可以为这一进程提供一些侧面的补充。

我介入教育理论研究近三十年，大致是通过“做中学”，从一个教育的“门外汉”而“自学成才”的。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1980年代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我的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指向性很强的社会参与。当时我关注的，首先是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反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教育也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是重新回到50年代，还是开辟面向未来的新路？作为“文革”前重点中学的毕业生，我深知“十七年教育”并不是一个理想境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红卫兵的产生。令人遗憾的是，与经济领域开辟市场经济新路的改革不同，教育重新回到了50年代。今天教育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一抉择中找到特定的原因。在另一个方向上，是对西方大学通才教育模式的关注，我发表的第一篇教育文章就是讨论通才教育的，1989年出版的《通才教育论》，是我的第一本教育理论著作。

90年代初，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现代命运的研究。大致从一百年前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传统既是一个清晰的靶子，也是一个深邃的源泉。中国当代教育的困境，既可以从体制、制度的维度去批判反思，也需要从近现代教育文化传统嬗变的奇特经历去认识把握，从而建立儒家教育传统、“五四”教育文化、“十七年教育”、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思考的产出是2003年出版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新中国教育研究的不足，包括对“十七年教育”、对“文革”教育、对80年代教育、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此书出版的艰难经历，使我又一次深感理论勇气或许比学术能力更为重要，其中的幸与不幸自难言说。

沿着对“五四”教育文化的认识，在高等教育的方向上，发展出对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的重温和呼吁。老大学的幽灵重新在校园回荡，大楼大师、大学之大的讨论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其成果为2000年出版的《大学精神》、2003年出版的《大学之道》。

90年代末，我对教育公平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它始于1999年受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的委托，为制定“十五计划”所做的研究项目。200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那正是“效率优先”的经济主义模式主导的发展阶段，正是从那时起，突显的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全社会强烈关注的焦点。我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高中学生社会分层、教育机会获得的调查，以及对“教育产业化”的反思、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等等，体现在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我想要表达的是，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差距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公平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可以追求的现实的理想。当然，我们能够追求的只能是一种“相对公平”，而且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平：改变那些最突出、最明显的不公平，例如城市中心主义，例如义务教育阶段事实上的重点学校制度。2007年，当此书获得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时，却已被禁止发行，数年后才得以重新发行。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教育研究一直处于被体制排斥的边缘状态，屡被禁止打压。2009年，我发表“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引起轩然大波。2012年，我写的《我为什么批评人大附中》的博文，再一次使我身陷“口诛笔伐”之中。但形势已经不同了，借助新媒体的平台，所发出的声音和力量均非过去可比。我成为新浪的“金牌博主”，努力避免成为“微博控”。至于与奥数、人大附中的论战，固然有理论、理念之争，更多的已近乎与教育利益集团的“肉搏”了。

文章来源：《美术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sjyyj.cn/qikandaodu/2021/0728/9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