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11)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春天，我当选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如同对“五四”一代的认知一样，对于陶行知，也是在80年代“文化热”中“不期而遇”的，立即有一种豁然开朗、相见恨晚的惊喜，有一种登堂入室、安身立命的归属感，有一种取到真经、“终成正果”的宽慰和释然。作为“五四”教育文化的珍贵遗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改变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重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公共生活的联系。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哲学，可以说直抵教育研究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真正任务。

陶行知的意义又不仅是教育学的。在知行关系方面，他认为知易行难，主张“即行即知，即知即传”。他研究教育理论与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对公民人格和公民社会的积极建设，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姿态，都堪为典范。陶行知被湮没的巨大光芒至今仍还没有真正焕发，需要我们去勉力继承和弘扬。

2010年，国家颁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采取了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公开化决策。21世纪教育研究院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发布了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成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后来又成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员，实际地参与国家教育决策和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于是，已过花甲之年，仍然游走于体制内外，跋涉在教育研究和社会建设的路上。

作者：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理事，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等。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等，主编《大学精神》《大学之道》《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环境绿皮书》等。

出生于1949年的人是典型的“共和国同龄人”，具有一代人的共同经历：50年代的红领巾、60年代的红卫兵、7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70年代末，当我们开始徒劳地试图“抢回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时，普遍感悟生命之沉重，认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命运——在我们年轻时，经历了共和国最黑暗、动乱的岁月。中学时代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来到上海的新移民，父母是从山东南下的干部。60年代，我这种家庭的子女，发展的正路是追求入团、入党，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高中毕业后如能上哈军工、北航，搞国防科技，是最为荣耀的。至于什么叫“接班”，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我所就读的上海中学位于市郊的上海县，是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文革”前夕正在准备百年校庆。上海中学的教学质量很高，校风学风很好，它实行的是一种封闭式的教育。每个人都很纯洁、很简单，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劳动，以艰苦朴素为荣。我们经常在星期六下午步行几个小时回到市区的家中——春天，在碧绿的麦田和金黄色的油菜花中穿行。薄暮中的校园，小河边和草地上尽是互相谈心的同学，或者团小组开会，过组织生活。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时，全校集体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结束曲《国际歌》响彻夜空。“文革”前夕的景象是很奇特的：地平线上的乌云正在涌起，校园的平静和美好之中充溢着一种看不见的毒氛，全社会都沉浸在紧张、狂热的气氛之中，谁也没有意识到灾难的临近。60年代初开始的突出政治、学习解放军活动，使寄宿的集体生活逐渐成为半军事化的状态。每天早晨紧急集合，集体出操，比学赶帮，排着队唱着队列歌曲到食堂吃饭——流行的歌曲如《说打就打》《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打起背包走天下》《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好》等等。教室的正面墙上，毛主席像两侧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标语。我们确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无比自豪。我们真诚地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命运担忧，与美帝和“苏修”势不两立，为越南的“波来古大捷”而眉飞色舞，为印尼共产党的失败而哀伤，有一位同学还得到了“翁东”（印尼政变的关键人物）的外号。同学们无不关心世界革命，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为己任。记得我们初三时，上海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话剧《年轻的一代》和电影《军垦战歌》使我们激动无比。我班的一位女生毅然放弃学业，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时，无不激动万分，焦急地盼望早日投身“三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语，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实践。在中学，我一直是个资质平平的学生，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有一次回家的路上，一位高三的同学（也是干部子弟）开导我：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对于工农子弟是吃二遍苦；对于我们则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这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有振聋发聩之效。从此，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积极靠拢团组织，参加政治活动，学习“毛著”，在初三时终于加入共青团。记得我当时要克服的主要缺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一团和气。那时入团实属不易，要主动找组织谈心，不断地暴露活思想，尤其是内心深处见不得人的思想。我曾经暴露过的一个真实思想是由于喜山水画，很向往古人在山林间隐士式的生活。自然，招致团组织的热情帮助。“文革”之后，历经沧桑的昔日同学重逢，不胜感慨，无比怀恋中学同窗时的青春年华；但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理性地审视“文革”前的教育，对它应当怎样评价？上海中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作为“十七年教育”的典型，当时学校教育的这种面貌无疑是带有共性的，而在上海中学这样的重点学校体现得更为充分。它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有人归纳为“接班人”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斗争、个人崇拜、集体主义、驯服工具之类的主流意识形态，培养大敌当前，对无所不在的“阶级敌人”的警惕、憎恨之类的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感情，而并不知敌人是谁。与此同时，学校进行的人格养成和道德教化，我称之为“玫瑰色教育”。其好处是赋予人生一层温暖的底色，奠定了一种精神的方向，因而，上海中学毕业的学生大多为人正直，品行较好，在艰苦的环境中不致堕落沉沦，也不太会投机钻营。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在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中，进行无“我”的教育，在培养单纯、善良之时，也使我们对自己的生长、对社会和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所有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同龄人，几乎都是在粉碎了“玫瑰色教育”的假象之后，在严酷的现实中睁眼看社会，痛苦地重塑自我和社会认知。一个例证是，“文革”前以学校标准认定的好学生、学生干部等，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发展能力往往更弱，经过“十年动乱”社会的自然选择之后，大多“沉没”无闻；而“浮出水面”的往往在学校并不受好评，甚至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边缘人物。应当说，上海中学这样的“百年老店”、优秀学校，具有自己的教育传统，比较重视教育规律，教学基本是得法的。但它在培养优异人才方面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么成功——它通过整齐划一的教学标准和教育制度，使学生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值，但那些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天资独特的学生，却感到了压抑，这种压抑既有来自政治的，也不完全来自政治。高度规范化、标准化的教学并没有为他们个性化的发展和生长留出相应的空间。因而，尽管毕业生升学率很高，进名牌大学和在大学、研究机关工作的人很多，但真正有杰出贡献的人才并不很多，包括被视为强项的理科。这同样不止是一所重点学校的弊病。我曾听北京四中的一位“老三届”也有类似的评价。直至现在，我国的学校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未解决关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矛盾——当我们把人类最高的教育理想变为指导学校教学的实际方针时，它导致的只能是“平均发展”、平庸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我们来说，1966年6月17日的废除高考之夜是个转折点，从此不必每天上课，所有学生都成为“职业革命者”。当天晚上的联播节目，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高考推迟半年，学生留校搞“文化革命”。还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北京第四中学给党中央的信。全校刹那间沸腾起来，校园里到处是自发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口号震天，到处是欢呼和歌唱。雪片似的大字报向党中央、毛主席表决心。这是从小到大我度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也是第一次经历“盛大的节日”这样的关于革命的“高峰体验”。最能说明在毒氛之中人的异化或人性弱点的，是对“血统论”的态度。早在5月，当传来北京中学生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之争时，我们觉得十分可笑，奇怪他们怎么那么不掌握党关于“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但到8月，当对“红五类”、“干部子弟”的狂热煽动起来之后，自己由于先赋身份成为当然革命派时，自我便迅速膨胀而湮没了理性，欣然接受享用革命特权意识。身边有许多干部子弟因特殊身份其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似乎真的变成革命超人。而我真正“初识革命”，是在1966年的8月。当时，北京28中的红卫兵进驻我校帮助我们组建“红五类”的红卫兵组织。一天下午，敲起了紧急集合的钟声，说是附近农村的地主“翻天”了，贫下中农向我校红卫兵求援。当我们赶到现场时，该地主一家十多口人已经跪在地上，包括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北京红卫兵正在审问和拷打。这是我第一次亲睹北京女红卫兵的“英姿”，她们用标准的北京话叫骂着，让地主婆跪在一块砖上，用皮带抽打，翻倒在地责令再跪上去，继续拷打，惨叫声声，血迹淋漓。我们谁都没有见识过这种血腥场面，我深觉不忍，到室外去巡逻，内心却有着强烈的冲突与自责：看人家的阶级感情多深，斗争精神多强。我的恻隐之心、小资产阶级感情怎么总是克服不了呢？似乎天生不配做一个革命者……那个老太婆不久即被打死，据说是上海“文革”开始后打死的第一人。从那天起，我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才有了切身体会。此后，又经历了无数革命的高峰体验，在南京路、淮海路上破四旧，在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参加红卫兵的彻夜抄家，到北京大串联，毛主席接见，该有的都有了。必须提及的是“文革”中从北京开始、从中学红卫兵开始，而后遍及全国的暴力行为。就我在上海的感受，“文革”初期，重点中学的暴力行为明显少于其他中学，在学校中高中的暴力行为明显低于初中，打人者以初一、初二的学生为多。到“文革”中期两派武斗时，暴力行为则覆盖了不同年龄、学历、经历的各种人，它是“文革”早期暴力合乎逻辑的发展延伸。“文革”期间的集体施暴是法制崩溃的必然后果，不完全是个人品行可以解释的——当然，个人永远是有责任的。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少数人成为暴戾无度的凶残的虐待狂、嗜血者和杀人犯，是不可解脱、不可原谅的。早在1966年5月、6月“批黑帮”时，校园里已经出现了戴高帽、游街以及各种体罚和人身虐待的暴行——它离公开打人只有一步之遥。放任自流则意味着怂恿和鼓励。而在1966年的夏天，主流意识形态正在狂热地煽动仇恨和暴力，“破四旧”时的抄家，更是得到有关部门的默许、暗中支持和组织的。尽管我无打人那样的恶行，但对敢于动手的人已经丧失了是非判断，而且对北京女红卫兵的“飒爽英姿”、战斗精神是多么心生仰慕啊。我们终于见到了现实中的敌人，并为在资本家家中所见到的“阶级斗争”而深感震惊：金条、宗教读物、国民党时代的遗留物，有一家竟然有自己的暗房和放大机！当时我真的感觉难以想象，备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及时。后来，上海“一月革命”时的“康平路事件”，许多被工总司围困的“工人赤卫队”的老工人进驻我家，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种有打蜡地板、沙发、抽水马桶的公寓洋房。我听到他们啧啧地感叹：“看这些干部，修正主义到这种样子，‘文化大革命’不搞怎么得了！”然后的经历是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自己丧失了革命身份，学校里发生了两派学生之间的激烈的武斗。正是在狂热破灭之后的逍遥派生活，使我有机会补上了残缺的一课。我们贪婪地偷偷阅读各种被批判的古典文学名著——许多是从封存的抄家物资或从图书馆偷出的，既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雨果、巴尔扎克，也有《红楼梦》、“三言二拍”、《金瓶梅》；有些人则在看《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等。有时，躲在密室里偷听唱片《梁祝》《蓝色的多瑙河》。那正是开始思考和写作的年龄，朋友们开始学着写合辙押韵的古典诗词，交换着或哀怨愤世或自勉自励的作品。那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我们漫无目的地浏览，不自觉地在被遗弃的文明的废墟中汲取生活的力量。这种自发的学习、读书、写作从此再没有停止，成为整个青年时期的基本内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生活是黯淡而窘迫的。在“反动家庭”中我感到了如巴金笔下《家》的那种破败腐朽的气息。因而，当1968年底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时，我从内心是极愿意离开上海、离开家庭、走向自己的道路的。我们互相传抄赠送的一段话好像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伯爵说的：“我们以为，当我们被甩出惯常的生活轨道，一切就完了。其实，新的、美好的东西往往这时才开始。”1969年4月，我怀着伤感而坚定的心情踏上了北上黑龙江的火车，心中充满开始新生活的解放感。北大荒此后，我在黑龙江省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太平公社当了三年农民。非常幸运的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既不够去兵团的资格，也不能去国营农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兵团、农场的生存环境比农村要险恶得多。和每一个知青一样，在北大荒插队的经历，其价值和意义是难以言语的，在一千八百万人的共同命运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入中年的知青对那段苦难经历的回忆渐趋平和冲淡，这招致了更为年轻一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们在“歌颂苦难”，其态度是虚伪的。然而，这不仅含有误解，或许也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一直认为，这种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对国家、民族必定是一场深重的劫难，但对于生逢其时的个人，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不是用简单的政治评价可以尽括的。每一个个体的实际体验极不相同。它的确成为许多人的人生财富，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观念、精神状态，甚至性格和审美。一位老知青说，他至今不喜欢在游泳池中游泳，而喜欢在江河湖海中击浪，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塑造之一。而他们“青春无悔”的誓言，不过是对青春沉重而温馨的祭奠。农村经历的价值，从大的方面讲，是建立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对中国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等等的了解和理解也更为深入，从而粉碎了许多我们以往获得的认识。记得第一次下地干活，与老郭头搭档，他慈眉善目，对我们格外照顾，我们深感贫下中农的热情。当回村后被告知他是富农时，震骇不已，以为险被“糖衣炮弹”暗算。后来，我们总算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有了真实的认识。对我来说，北大荒经历更是一种双重的补救，它让我不仅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我的同龄人和上海人。我们在农村的许多时间是在知青的“内战”中度过的。我们这个由二十三名上海知青组成（其中有一部分是品行恶劣的小流氓）、没有家长和权威的集体户，经过艰难、复杂的历程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正是在与这些知青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得以认识、了解了我在上海接触不到的市民阶层和底层的上海人。事实上，我是在黑龙江的知青集体户中学会说上海话的。冬天回到上海，继续是阁楼里的阅读、学习，以及精神会餐，聚会、唱歌和恋爱。那时阅读的主要是内部出版发行的苏联和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政治理论类书籍，包括“灰皮书”、“黄皮书”系列，《新阶级》《格瓦拉日记》《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大林主义》等等。从北京经常传来当年的红卫兵类似的探索，看到了《九级浪》《站在最前线》这样的早期的手抄本小说和《相信未来》之类的诗作。所震惊之处，一是从来以为写作是高不可攀的作家的事，原来我们自己也可以写！二是竟然可以这样写小说！在一篇描写红卫兵成立的小说中，出现了毛泽东和康生，诸如这样的描写：毛泽东站在中南海办公室的窗边沉思，风吹动着窗帘。这时，桌上红色的电话机响了，毛拿起电话说：“我是毛泽东。”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凡此种种，对我都是一种破除迷信和精神解放。正是从“文革”中期开始，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生存境况，自主的思考、学习，反叛、抗争，以及在“广阔天地”的磨炼，渐渐形成了一种人格、一种心态和一种眼光，由过去性格过于温和、内向和懦弱，转为内心比较自信、坚强，不惧怕压力和挑战；由中学生时的盲目、迷信、顺从、无主见，形成自我意识，破除了对大人物的迷信，对官方和权威话语持警惕、怀疑和审视的态度。在形成自由、开放的接受心态的同时，更重视年轻人的发言，同时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学习、交流更重要的意义也许是精神上的互相提携和激励，在混乱无序的生活中保持一种朦胧的清高和自信。我当然知道在农村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许多知青的变故、失望和沉沦。尽管我们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己的信心，怀着改造农村、改造社会之类空洞的理想主义，但命运已经失去了方向，我们并不知道该干什么，今后向何处去。那时最喜欢唱的是《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带我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约会，也没有人和我前往……”很多时候，像战争贩子一样渴望中苏之战爆发，能够在战争中建立奇功，显示我们的忠诚。由于小规模的招工、调动的出现，人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当我1971年春节匆匆由上海返回农村时，是准备参军的——前来征兵的人员已经到达县里，但这次征兵由于“九一三事件”最终被取消了。那个寒冷的冬天，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伴留在集体户，由于无柴禾可烧，夜晚集体户的室内温度为零下二十度，除煤油灯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结实地冻结着。我们两人穿戴得严严实实，戴着狗皮帽垫着狍子皮睡在冰凉的炕上，透过屋顶的缝隙能看到天上的星星，不知道人生的转机何时出现。我的大学1972年4月底，我坐着马车，在漫天风沙中挥泪离开生活了整整三年的农村和集体户，心里明白，有些东西已经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了。作为北理工的首届“工农兵学员”，我们在教师的夹道欢迎中入校，到二系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学习。那种感觉时时如在梦中，食堂里两角五分一份的木樨肉令人神往，在教室里上课时经常走神，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几天前还朝夕共处的知青们现在正在哪块地上播种或锄地。“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阶段，具有相应的认识价值。从1971年至1976年，高等学校用免试推荐的方法共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要求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大学的学制为三年，毕业后实行“哪来哪去”，回到社会实践之中。我们被赋予“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革命重任，但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口号，学校的实际权力在以“军宣队”、“工宣队”为主的“革委会”手中，虽然领导班子中有教师代表、学员代表。当时，大学里政治运动不断，中门、露天操场、大礼堂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不断，教师、干部陷于波澜起伏的派系斗争中，我们看那些大字报，往往不明所以。由于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小学、初中、高中的都有，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特地延长半年学制，用以补习中学课程。后来才知是由于周荣鑫等贯彻周总理指示，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刮“右倾翻案风”。在发生了1973年招生中张铁生的“白卷”事件之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们的学习生活迅即被卷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文革”时期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模式，早在1970年7月《红旗》杂志发表的清华大学“军宣队”、“工宣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即奠定了，它被归纳为六个方面：（1）实行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2）建立一支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3）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4）“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5）彻底改革教材，打破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打破旧的教材体系，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6）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方法。当时的教育革命，着重批判的是苏联凯洛夫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和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口号是“砸烂三层楼”，即基础理论、专业基础、专业课相分离的教学组织和课程结构。在教学中大量使用“典型产品教学”。所谓“典型产品教学”，是指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组织教学，以改变过去一、二年级上基础课，三年级上专业基础课，直到四、五年级才接触专业的“理论脱离实际”、“三段式”的教学模式，使教学过程更为直观、实用。有的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实际的设计制造，体现“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在干中学”这样的理想。因此，我们使用的都是教师自编的教材，我们专业的“典型产品”是具有随动系统的双37高炮，第一节课就是在实验室里讲解高炮。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快也成为保守。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学校被纳入了“开门办学”的全新轨道。所谓“开门办学”，用当时的官方话语，就是“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不再在学校、在教室按部就班地上课了，走出教室、走出学校，在工厂、研究所、工地等实际生产、科研部门边生产劳动边组织教学。此后，学生在三年学习期间大致有一年左右是在工厂度过的。与此相关的教学组织的改变，是取消教研室，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混合编组，与工厂工人、工农兵学员组成“三结合”的专业小分队。我们专业的“教育革命小分队”除了液压专业的各位教师，还包括高等数学的史作斌老师、英语的杨洁老师、力学的杨来伍老师、机械原理的郑老师、机械制图的施彦章老师等等。我们在北京起重机厂实习了半年，在液压件车间参加劳动，清洗零件、打毛刺等，下午上一部分课。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第一次接触“工人阶级”，并和其中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在毕业实践阶段，若干教师和我们六七个学生组成“小分队”，在南京液压件二厂工作了大半年。那是位于秦淮河附近的一个条件简陋的小企业，承担了解剖仿制美国产的液压柱塞泵的任务，成为我们小分队师生与工厂师傅集体攻关的项目，测绘和仿制各个零件，制造液压泵测试装置。毕业设计则是真刀真枪地设计、制造了一把渐开线花键拉刀，还专程到洛阳拖拉机厂向刀具工程师请教，它后来被学校宣传为“教育革命”取得的成果之一。在工厂的经历，使我对工厂和工人有了真实、具体的了解和感受，与不少工人师傅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诸位老师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帮助工厂解决各种技术难题，深受工人师傅的赞誉和欢迎。他们与工厂和师傅的联系，一直维系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是那个时代的“产学研”合作，也是值得认识的。许多年后，当我从事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时，才知道围绕典型产品组织教学，走出学校，建立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体制的尝试，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就由清华大学提出并实践过。国外的工程教育，也有打破以学科为中心、分科教学的传统，“以课题为基础”的改革探索。但这种模式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操作不当则易损害知识的系统性。在“文革”中，它强制性地成为唯一和必须遵循的模式，并被极端化。事实上，当时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所谓的“七二一道路”，是以培养应用人才、推广和普及适用技术为主的。我是1975年12月毕业留校的，北京随即风起云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围绕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在清明节的悼念转化为对“四人帮”的声讨，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二系74级的女生陈力是军中才女，擅长写诗，我们经常为编板报等交流切磋。她执笔写了一首文采极佳的怀念周总理的散文诗《请收下》，经我修改和抄写，悬挂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旗杆上，成为被广为传诵的“天安门诗抄”佳作。署名“十位工农兵学员”，是二系73、74级的十名女生，我则成为幕后“黑手”。在发生了对4月5日 “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和反革命定性之后，《请收下》成为北京市公安局追查的重点案件，但直到4月下旬才查到学校。我是在密云机床厂带领75级学生开门办学时被学校保卫部门“缉捕”的，押送到吉普车中，不知将去何方，没想到回到了学校，因为当时北京市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我和十名女生在学校接受隔离审查，作好在“四人帮”暴政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直至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将我们从屋中“震”出来。以后的事情就比较明快了。1977年底“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北京日报》发表了由我和记者联合署名的整版文章《“十姐妹”献花记》，可以算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上海的作曲家严金萱（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作曲）为《请收下》谱曲，朱逢博在音乐会上演唱并发行唱片。历史马上进入了新的篇章，每个人都开始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方向。我二度考自动控制的研究生落败，认识到自己终究不是做科学工作的料。于是，回到了我喜爱和比较擅长的文科领域。今天，人们往往惊讶我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甚至认为学理工科的转为文科更具优势。其实，只不过是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根本没有选择学科专业的自由，我基本是误入理工科的——当年公社的干部告诉我前来招生的是北京大学，我才报的名。原来，他们以为北京的大学都叫北京大学。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它为你照亮了世界的另一半。像所有爱好文科的人一样，原先是与科学隔绝的。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看到巨大的汽轮机在转动，只有对科学技术莫测高深的神秘的惊羡，现在则明白地认识了这一切，知道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可知的，是由一些基本规律支撑的，每一个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掌握。另一个收获，是北京文化的感染。早在1973年，我就接触过“存在主义”，是从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化中传播出的，而且居然在王府井的内部书店买到一册几十页纸的《存在主义简介》。1974年，读到作为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而内部发行、在很小范围流通的日本作家山岛由纪夫的名作《忧国》和《丰饶之海》四部曲。那时距山岛由纪夫劫持日本防卫厅长官后切腹自杀不久。我受到山岛作品刚健而神秘、张扬性和死的美学等独特魅力的强烈冲击，数日之内睡无眠、食无味。相伴而生的是政治的觉醒。生活在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每个人都与政治有不解之缘，一个人自我意识、生存状态的改变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政治觉醒”的早晚。有的人在1968年前后即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领袖和政治，相当多的人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彻大悟，我则迟至1974年“批林批孔”时才完成这一认识。我清楚地记得在一老干部家中，听他们压低嗓子，神情紧张地说“老头子”云云，当得知系指毛泽东时，有触目惊心之感。从广场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成为同志，构造着此后共同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的生活出现了多种可能性。青年人的“从政热”初现，我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机会，但终被放弃。我最终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是进行业余文学写作，成为一名“文学青年”。许多年后，我用这样比较理性的语言描述创造和进取的动机：人类的进取心来自这样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所谓“高山仰止”、“见贤思齐”，面对大师巨作，有振聋发聩之感，生仰慕追随之心。另一种动力则相反，来自不服气或好胜心，见到如此这般的东西居然也可以发表，自己要比他强多了，于是走上创作之路。当时之开始写作，这两种动机俱在。我最喜爱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为俄罗斯文化那种巍峨沉重、美丽忧郁的风格，深厚的人类之爱、人道主义情感所感染，也为罗亭之类似曾相识的“多余人”的命运而感动。当然，还有雨果的《九三年》。我一直想，以中国所经历的十年“文革”——中国的内战，难道不应该产生自己的《双城记》或《战争与和平》？所遗憾的是不能表现其于万一，只能作为一种憧憬、一个未竟的梦想保留下来。最终走上教育研究的道路，是因为我发表了一篇讨论“通才教育”的文章。80年代初，在北京出现了若干个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经济改革研究，以及行政改革、国情研究等。不同学科的青年学人经常聚会、讨论，举办讲座，自由开放地探讨多种社会问题。当年参加过这些研究的许多青年，现在已经成为声名卓著的学者。这种英才荟萃的群体环境和研究氛围，青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才学卓识、社会责任感和人格魅力，对我是巨大的激励。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加入青年研究的行列，从现象、问题而及理论，逐渐进入教育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首都知识界的这种气象和环境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历史。虽然面对国家、体制、时势，我们经常感到个人的渺小和无助，但是回顾以往，我们也深刻感到了个人参与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这一点，北京比任何地方表现得都更为显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北京拯救了我，赋予我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发展方向。如果说，在70年代，政治觉醒的早晚极大地影响着个人发展，那么在80年代以后，能否及早认识国家与社会、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和民间这样两种体制、两种资源，以及两者之间的移动消长、社会空间的生长和扩大，同样需要一种重要的“悟性”。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选择：依靠体制，还是主要依靠自己；面向官长，还是主要面向“市场”。80年代中期，我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每日坐班，但我清晰地意识到，做体制内的齿轮、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所在。我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白天上班，晚上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直到90年代以后，才成为专职的教育研究工作者。至今仍保持着“一人两制”的生存状态。《城市季风》1994年底，我的一本讨论北京和上海两地城市文化的书《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在北京出版。面世之后，先后重印六次，受到社会的欢迎，带动了一个关于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城市人之类书籍的出版热。《城市季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上海的《青年一代》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比较上海和北京青年的文章，受到欢迎。当时，我已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左右，尽管对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的命运、文化差异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材料和感觉，但还是将这一写作计划放到退休之后。1990年后，由于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间隙，才得以提起笔写这本“闲书”。《城市季风》出版后，很多人对我说，你研究的这个选题真好。然而，对这个主题，我并不是作为课题来研究的。真正诱使我动笔的，是对这两个城市、这两种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把我对这两个城市的热爱、领悟和百般感慨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完全是一种个性化的、非功利的写作。我意识到我是在做一件有些狂妄的、我力所不及的事；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写或不敢写，那么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也许就再也不会写了。这也是由于我已深深意识到写作的意义。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虽然比我更具备资格的写作者很多，但真正拿起笔写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我们经常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所有的积累都是有用的——这只有对写作者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和写作者的确是很神圣的——更为精彩或惨烈的人生多得是，但只有被作家看到并记载下来的那一个才具备永恒的意义。实际的写作是从1991年开始的，到1992年底完成初稿，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写作一旦开始，便主要是一种体力劳动和对意志的考验了。对意志的磨炼也在写作完成之后。交稿之后，又过了将近两年，历经五个出版社，才最终在东方出版社获得出版。1994年9月，见到第一批新书时，尽管仍然欣喜，但创造的激动早已平静，这个初生儿已经两岁。从那时起，北京、上海和所有城市一样，进入了一个野蛮疯长的阶段。书中所描写的80年代的上海和上海人迅速过时。但这种记录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此前对这一段历史也并没有有价值的记载和研究。如果说这本书尚有可读之处，我想，一是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历史事件、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观察和考察当代社会生活，而非以往在单一领域的比较。其次，在于它涉及风云激荡的当代史，直面1949年以来两个城市的命运，直接描写我们的共同经历和身边的生活。这需要的主要不是学识，而是胆略和勇气。如果说我在前者多有欠缺的话，却并不缺后者。而我知道，多少优秀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欠缺而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知识界的反应比较谨慎。比较典型的意见是缺乏规范，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较多，很多地方浅尝辄止，因而“了解多于理解”。这既是因为我的才识、学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本书的定位所致。开始写作时，我就确定了要写一本比较好看的书，其读者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士之外的大多数人。选择了两个范本作为暗中追求的目标：一是林语堂畅销至今的《吾国吾民》（一译《中国人》）；一是美籍华人许琅光教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后者是一本很好看的文化人类学专著。自然，我的写作难以望其项背，得乎其下就不错了。更为重要的批评来自上海史研究的专家、著名学者唐振常。他在《读书》的书评中认为，这两个城市因其历史、传统完全不同，因而是不可比的。所以，《城市季风》拆开（分别讨论上海和北京）是两本好书，合在一起则是本“坏书”。这涉及比较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文化的可比性。我充分意识到“比较”的危险，但我相信不同的文化之间是有可能加以比较的，毕竟这是我们认识、区别事物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作为文化研究，这种比较必须十分审慎，应有对其背景的深刻把握、对其限制的深入理解，并应主要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这却是我这种业余的个体写作难以达到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城市研究和写作的道路上，已经有以王军为优秀代表的一批后来人。无论城市文化还是教育研究，我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基本是广泛涉猎、发散式、渗透式的自学，得益于一种在群体氛围中、在研究实际问题中的学习。长期以来在学院外的、民间的、自主和自发的学习，从好的方面说，是思想解放、活泼自由，形成一种没有条条框框束缚、无拘无碍的心态。而另一方面，则缺乏学术训练和规范，缺乏扎实的基础和研究的深度。这两者都在我的写作中表现出来。《实话实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阶层经激烈的动荡、分化和重新定位，大致“尘埃落定”，各安其位，确定了各不相同的新的社会角色和生存方式。在教育研究和绿色行动之外，我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是参与大众媒体，面向公众发言，包括为报纸、刊物写作和参与电视节目制作。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知识分子参与方式的重大变化，是不再热衷于向领导人进言、递折子，而是独立于知识分子的立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向公众发言，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和意见。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大众媒体和公众生活，与一些知识分子回到书斋，做自己十分专业的纯学问，是同样重要的。1995年底，我与郑也夫、旷阳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新创办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制作。《实话实说》自1996年4月正式开播，一炮打响，成为电视圈一个热议的话题。它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很大程度是由于“谈话”本身的魅力。当人们看到在电视上也可以像平时那样正常地说话时，首先感到的是震惊！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接收大量的官话、套话、空话、假话，以及过多的朗诵、背诵、播音和表演。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谈话者。谈话方式、谈话习惯不但是一种语言能力，而且庶几也是人格的外化：那种理所当然地把演播室变成他的会议室的官员，那些参与感极强，喜欢长篇阔论、绕圈子的大学生，那些极富语言暴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侃爷”，那些习惯于一人独白、不容打断和插话的“话痨”——他是一个宣讲者，布道者，演说家，却不是一个好的谈话者。其实，一个不善于对话、倾听、讨论和交流的人，本质上是缺乏一点现代性的。真正优秀的话语在民间，在儿童。那是两个较少受到主流文化侵蚀的领域。那些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那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农妇，总是有出人意料的精彩，令人忍俊不禁。而无忌的童言时时穿刺着成人社会的世故和伪饰。令人深感愉快的是，我们的工作群体，包括制片人时间、主持人崔永元、导演乔艳玲等一群“60后”的年轻人，从各不相同的途径获得了一种大致相同的文化立场和审美价值，一种本质上的民间性，本能地厌恶、摒弃那种“有文化”的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装腔作势和以势压人，欣赏和体味民间的、平民的、朴素的感情，追求真实和自然的美。就提高人的生存能力、交往能力而言，语言表达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书面表达能力更直接、更重要的。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本来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而表达能力的相对不足，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学会说话，学会倾听，学会关心，学会交流，成为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电视固然是一个浅薄的媒体，难以承载什么大道，但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变化并非无足轻重。我一直相信，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具有超越单纯娱乐观赏的意义。2003年之后，我又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做了几年总策划。与“百家讲堂”沉溺在对历史的戏说和消费中完全不同，“世纪大讲堂”直面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成为思想传播和文化启蒙的窗口；而且，几乎没有审查，由导演、主持人自我把关。电视随即进入了一个谈话成灾的时代。2009年5月，由于我发表反对奥数的文章引起社会波澜，参加了一期以奥数为主题的《实话实说》，这是它最后的几期节目之一。不久后，它就被宣告结束，寿终正寝了。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到来了。“自然之友”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征之一，是社团等社会中间组织大量涌现，从而在国家与市民之间构筑了社会的空间，成为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在上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众多的、相当活跃的民间团体、社会组织和各种党派，但在随后的社会变动中，它们逐渐消失了。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词语进入了大众媒体：NGO——非政府组织。它起初是1990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时“引进”的。随后，在中国出现了自己的NGO。1994年，梁从诫、王力雄、梁晓燕和我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我的人生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一种“从红到绿”的转变。“自然之友”成为民间环保运动发端的一个标志，无论早期发起的保护滇金丝猴、藏羚羊等活动，还是近些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城市环境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等议题上，均有积极的成效和很大的社会影响。现在经常有人采访我时会问，当初为什么会成立“自然之友”？这首先是由于对我国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深切忧患。90年代之初，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环境生态的维度，意识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批判、体制、意识形态等等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和严峻的生态恶化，可能是中国实现其现代化理想的现实的制约。认识到超越灰色的工业文明，一种以绿色为标志的新的文明已经曙光初现。而且，认识到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理论认识，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必须起而行动。在经历了1998年的洪水滔天、2000年的沙尘暴之后，近年来首都正在成为“首堵之都”，成为“十面霾伏”的“毒都”的现实，使我们都深切地意识到一场整体性的环境灾难正日益临近。当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几乎没有退路，只能壮士断腕、改弦易辙，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然而，民间环境保护和NGO的经常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于是，很多人的另一个问题是：有用吗？这也是盘桓在我们自己头上的一个终极性问题。2012年，是自然之友成立的第十八个年头，也是梁从诫先生去世的第三年。梁先生晚年的自我拷问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是改善了，还是在继续恶化？我们的努力究竟有什么价值？我把它称之为“梁从诫之问”。这场生存智慧与生态危机的死亡游戏，最终却是人类能否战胜自我的较量。我们固然需要超越性的远见卓识和大智慧，但更为重要的，却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自我改变，抵御消费主义的物欲和贪欲，怀抱宗教般的悲悯和谦恭心，热爱生命，与自然为友，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奠定绿色转型的社会力量。这是自然之友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使命。关于有没有用的讨论，也许，我们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因为社会发展是诸多合力的结果。如同梁先生所坚持的：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梁晓燕说得很好：说有用，我们没有那么狂妄；说没用，我们没有那么卑微。另外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用力推墙，推了一下，墙不倒；推了两下，墙不倒；推了一千下、一万下，墙还是不倒；但是，人强壮了。历史最终是由更为年轻的一代书写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这样的“失败者”所改写的。我们坚守梁从诫先生倡导的这一信念：把门打开，让光照进来！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在梁从诫先生的晚年，自然之友完成了治理结构的改革，建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这在早期的草根NGO中是不多见的，对于自然之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最近十年，是中国的社会空间、NGO快速发展成长的时期。2003年春天，应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之邀，我出任民间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其宗旨是“以独立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进步”，愿景是成为最具公信力的民间教育智库，主要从事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所出版的年度报告《中国教育蓝皮书》，举办的“地方政府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21世纪教育高峰论坛、21世纪教育沙龙等等，已成为有影响的品牌产品。2006年，我又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领导人。它是从大学生假期支教项目起步的，以支援西部农村教育为宗旨。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有甘肃宕昌县、成县的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农村教师培训，农村寄宿制学校“驻校社工”等项目。短短几年，居然有声有色，生气勃勃，年资金规模已过千万。这些仍处于儿童期和青春期的社会组织都显示了健康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2011年，在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的审计中，“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获得全市屈指可数的5A佳绩。2012年，自然之友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双双获得百度评审的“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这是根据百度的点击率产生的排序，自然之友名列第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列第八。红十字会由于频发的丑闻而排名第一。在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进入乡村，是具有深意的。无论西部阳光的农村支教、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研究，包括自然之友的“绿色希望行动”，我们通过教育重新建立起与农村、农民的联系。在传统的“三农”之外，增添了农村教育的新维度，而且，建立起新一代知识分子走进农村的通路。2006年夏天，我们组织了一个由老知青和第二代“小知青”构成的“还乡团”，重返黑土地，来到我们插队的合心屯，住在已经摇摇欲坠的当年知青点的集体户，一张开眼就被热情的农村孩子所包围。在北大荒他们不仅看到了广阔的地平线、璀璨的星空、向日葵和白桦树，而且建立起与农村和孩子们的真挚感情，为他们打开了人生的另一维度。事实证明，他们的收获比我们更多、更重要。8月1日，来自上海、北京、哈尔滨、宁波等地的数百名老知青和他们的子女，在黑河的爱辉举行了“黑龙江知青纪念馆”奠基典礼。是日，黑龙江的游轮上欢声笑语，当上海知青代表团打出“上海知青向黑龙江的父老乡亲问候”、“黑土地上有我们的爱”的巨大横幅时，令人不禁动容。穿越三十年的时空，一代人以青春和血汗造就的共同情感，依然热烈而深沉。今天，已整体进入退休年龄的“知青文化”，所昭示的既不是当年大返城和知青文学控诉、揭示苦难的主题，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高潮所体现的集体怀旧。其追求一是将老知青对农村的感情和联系传递给下一代，二是力所能及地回报第二故乡，体现的是教育性和公益性的价值。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张屹南提出了“新知青文化”的命题，认为应当赋予当代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关注农村、服务农村、反哺农村的新义。在操作性的层面，“新知青文化”应当建立在“青年志愿者”和“志愿者精神”这一新的平台上。这样，“新知青文化”将成为由两代人共同参与塑造的“志愿者文化”，为中国公益事业增添新的活力。教育研究教育原本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个人的教育经历，既是新中国教育历程的一个写照，也是一个结果。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所做的工作，或许可以为这一进程提供一些侧面的补充。我介入教育理论研究近三十年，大致是通过“做中学”，从一个教育的“门外汉”而“自学成才”的。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1980年代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我的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指向性很强的社会参与。当时我关注的，首先是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反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教育也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是重新回到50年代，还是开辟面向未来的新路？作为“文革”前重点中学的毕业生，我深知“十七年教育”并不是一个理想境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红卫兵的产生。令人遗憾的是，与经济领域开辟市场经济新路的改革不同，教育重新回到了50年代。今天教育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一抉择中找到特定的原因。在另一个方向上，是对西方大学通才教育模式的关注，我发表的第一篇教育文章就是讨论通才教育的，1989年出版的《通才教育论》，是我的第一本教育理论著作。90年代初，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现代命运的研究。大致从一百年前开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传统既是一个清晰的靶子，也是一个深邃的源泉。中国当代教育的困境，既可以从体制、制度的维度去批判反思，也需要从近现代教育文化传统嬗变的奇特经历去认识把握，从而建立儒家教育传统、“五四”教育文化、“十七年教育”、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思考的产出是2003年出版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新中国教育研究的不足，包括对“十七年教育”、对“文革”教育、对80年代教育、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此书出版的艰难经历，使我又一次深感理论勇气或许比学术能力更为重要，其中的幸与不幸自难言说。沿着对“五四”教育文化的认识，在高等教育的方向上，发展出对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的重温和呼吁。老大学的幽灵重新在校园回荡，大楼大师、大学之大的讨论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其成果为2000年出版的《大学精神》、2003年出版的《大学之道》。90年代末，我对教育公平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它始于1999年受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的委托，为制定“十五计划”所做的研究项目。200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那正是“效率优先”的经济主义模式主导的发展阶段，正是从那时起，突显的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全社会强烈关注的焦点。我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高中学生社会分层、教育机会获得的调查，以及对“教育产业化”的反思、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等等，体现在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我想要表达的是，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差距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公平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可以追求的现实的理想。当然，我们能够追求的只能是一种“相对公平”，而且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平：改变那些最突出、最明显的不公平，例如城市中心主义，例如义务教育阶段事实上的重点学校制度。2007年，当此书获得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时，却已被禁止发行，数年后才得以重新发行。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教育研究一直处于被体制排斥的边缘状态，屡被禁止打压。2009年，我发表“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引起轩然大波。2012年，我写的《我为什么批评人大附中》的博文，再一次使我身陷“口诛笔伐”之中。但形势已经不同了，借助新媒体的平台，所发出的声音和力量均非过去可比。我成为新浪的“金牌博主”，努力避免成为“微博控”。至于与奥数、人大附中的论战，固然有理论、理念之争，更多的已近乎与教育利益集团的“肉搏”了。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春天，我当选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如同对“五四”一代的认知一样，对于陶行知，也是在80年代“文化热”中“不期而遇”的，立即有一种豁然开朗、相见恨晚的惊喜，有一种登堂入室、安身立命的归属感，有一种取到真经、“终成正果”的宽慰和释然。作为“五四”教育文化的珍贵遗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三大原理。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改变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重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公共生活的联系。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哲学，可以说直抵教育研究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真正任务。陶行知的意义又不仅是教育学的。在知行关系方面，他认为知易行难，主张“即行即知，即知即传”。他研究教育理论与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对公民人格和公民社会的积极建设，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姿态，都堪为典范。陶行知被湮没的巨大光芒至今仍还没有真正焕发，需要我们去勉力继承和弘扬。2010年，国家颁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2020）》，采取了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公开化决策。21世纪教育研究院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发布了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成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后来又成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员，实际地参与国家教育决策和高考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于是，已过花甲之年，仍然游走于体制内外，跋涉在教育研究和社会建设的路上。2013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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