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6)

历史马上进入了新的篇章，每个人都开始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方向。我二度考自动控制的研究生落败，认识到自己终究不是做科学工作的料。于是，回到了我喜爱和比较擅长的文科领域。

今天，人们往往惊讶我是学自动控制出身的，甚至认为学理工科的转为文科更具优势。其实，只不过是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根本没有选择学科专业的自由，我基本是误入理工科的——当年公社的干部告诉我前来招生的是北京大学，我才报的名。原来，他们以为北京的大学都叫北京大学。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它为你照亮了世界的另一半。像所有爱好文科的人一样，原先是与科学隔绝的。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看到巨大的汽轮机在转动，只有对科学技术莫测高深的神秘的惊羡，现在则明白地认识了这一切，知道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可知的，是由一些基本规律支撑的，每一个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掌握。

另一个收获，是北京文化的感染。早在1973年，我就接触过“存在主义”，是从北京青年的地下文化中传播出的，而且居然在王府井的内部书店买到一册几十页纸的《存在主义简介》。1974年，读到作为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而内部发行、在很小范围流通的日本作家山岛由纪夫的名作《忧国》和《丰饶之海》四部曲。那时距山岛由纪夫劫持日本防卫厅长官后切腹自杀不久。我受到山岛作品刚健而神秘、张扬性和死的美学等独特魅力的强烈冲击，数日之内睡无眠、食无味。

相伴而生的是政治的觉醒。生活在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每个人都与政治有不解之缘，一个人自我意识、生存状态的改变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政治觉醒”的早晚。有的人在1968年前后即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领袖和政治，相当多的人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彻大悟，我则迟至1974年“批林批孔”时才完成这一认识。我清楚地记得在一老干部家中，听他们压低嗓子，神情紧张地说“老头子”云云，当得知系指毛泽东时，有触目惊心之感。从广场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成为同志，构造着此后共同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的生活出现了多种可能性。青年人的“从政热”初现，我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机会，但终被放弃。我最终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是进行业余文学写作，成为一名“文学青年”。

许多年后，我用这样比较理性的语言描述创造和进取的动机：人类的进取心来自这样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所谓“高山仰止”、“见贤思齐”，面对大师巨作，有振聋发聩之感，生仰慕追随之心。另一种动力则相反，来自不服气或好胜心，见到如此这般的东西居然也可以发表，自己要比他强多了，于是走上创作之路。当时之开始写作，这两种动机俱在。我最喜爱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为俄罗斯文化那种巍峨沉重、美丽忧郁的风格，深厚的人类之爱、人道主义情感所感染，也为罗亭之类似曾相识的“多余人”的命运而感动。当然，还有雨果的《九三年》。我一直想，以中国所经历的十年“文革”——中国的内战，难道不应该产生自己的《双城记》或《战争与和平》？所遗憾的是不能表现其于万一，只能作为一种憧憬、一个未竟的梦想保留下来。

最终走上教育研究的道路，是因为我发表了一篇讨论“通才教育”的文章。80年代初，在北京出现了若干个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经济改革研究，以及行政改革、国情研究等。不同学科的青年学人经常聚会、讨论，举办讲座，自由开放地探讨多种社会问题。当年参加过这些研究的许多青年，现在已经成为声名卓著的学者。这种英才荟萃的群体环境和研究氛围，青年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才学卓识、社会责任感和人格魅力，对我是巨大的激励。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加入青年研究的行列，从现象、问题而及理论，逐渐进入教育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首都知识界的这种气象和环境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历史。虽然面对国家、体制、时势，我们经常感到个人的渺小和无助，但是回顾以往，我们也深刻感到了个人参与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这一点，北京比任何地方表现得都更为显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北京拯救了我，赋予我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发展方向。

如果说，在70年代，政治觉醒的早晚极大地影响着个人发展，那么在80年代以后，能否及早认识国家与社会、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和民间这样两种体制、两种资源，以及两者之间的移动消长、社会空间的生长和扩大，同样需要一种重要的“悟性”。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选择：依靠体制，还是主要依靠自己；面向官长，还是主要面向“市场”。80年代中期，我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每日坐班，但我清晰地意识到，做体制内的齿轮、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所在。我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白天上班，晚上从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直到90年代以后，才成为专职的教育研究工作者。至今仍保持着“一人两制”的生存状态。

文章来源：《美术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sjyyj.cn/qikandaodu/2021/0728/9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