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5)

当时的教育革命，着重批判的是苏联凯洛夫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和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口号是“砸烂三层楼”，即基础理论、专业基础、专业课相分离的教学组织和课程结构。在教学中大量使用“典型产品教学”。所谓“典型产品教学”，是指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组织教学，以改变过去一、二年级上基础课，三年级上专业基础课，直到四、五年级才接触专业的“理论脱离实际”、“三段式”的教学模式，使教学过程更为直观、实用。有的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实际的设计制造，体现“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在干中学”这样的理想。因此，我们使用的都是教师自编的教材，我们专业的“典型产品”是具有随动系统的双37高炮，第一节课就是在实验室里讲解高炮。

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快也成为保守。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学校被纳入了“开门办学”的全新轨道。所谓“开门办学”，用当时的官方话语，就是“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不再在学校、在教室按部就班地上课了，走出教室、走出学校，在工厂、研究所、工地等实际生产、科研部门边生产劳动边组织教学。此后，学生在三年学习期间大致有一年左右是在工厂度过的。与此相关的教学组织的改变，是取消教研室，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混合编组，与工厂工人、工农兵学员组成“三结合”的专业小分队。我们专业的“教育革命小分队”除了液压专业的各位教师，还包括高等数学的史作斌老师、英语的杨洁老师、力学的杨来伍老师、机械原理的郑老师、机械制图的施彦章老师等等。

我们在北京起重机厂实习了半年，在液压件车间参加劳动，清洗零件、打毛刺等，下午上一部分课。这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第一次接触“工人阶级”，并和其中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在毕业实践阶段，若干教师和我们六七个学生组成“小分队”，在南京液压件二厂工作了大半年。那是位于秦淮河附近的一个条件简陋的小企业，承担了解剖仿制美国产的液压柱塞泵的任务，成为我们小分队师生与工厂师傅集体攻关的项目，测绘和仿制各个零件，制造液压泵测试装置。毕业设计则是真刀真枪地设计、制造了一把渐开线花键拉刀，还专程到洛阳拖拉机厂向刀具工程师请教，它后来被学校宣传为“教育革命”取得的成果之一。在工厂的经历，使我对工厂和工人有了真实、具体的了解和感受，与不少工人师傅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诸位老师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帮助工厂解决各种技术难题，深受工人师傅的赞誉和欢迎。他们与工厂和师傅的联系，一直维系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是那个时代的“产学研”合作，也是值得认识的。

许多年后，当我从事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时，才知道围绕典型产品组织教学，走出学校，建立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体制的尝试，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就由清华大学提出并实践过。国外的工程教育，也有打破以学科为中心、分科教学的传统，“以课题为基础”的改革探索。但这种模式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操作不当则易损害知识的系统性。在“文革”中，它强制性地成为唯一和必须遵循的模式，并被极端化。事实上，当时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所谓的“七二一道路”，是以培养应用人才、推广和普及适用技术为主的。

我是1975年12月毕业留校的，北京随即风起云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围绕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在清明节的悼念转化为对“四人帮”的声讨，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二系74级的女生陈力是军中才女，擅长写诗，我们经常为编板报等交流切磋。她执笔写了一首文采极佳的怀念周总理的散文诗《请收下》，经我修改和抄写，悬挂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旗杆上，成为被广为传诵的“天安门诗抄”佳作。署名“十位工农兵学员”，是二系73、74级的十名女生，我则成为幕后“黑手”。

在发生了对4月5日 “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和反革命定性之后，《请收下》成为北京市公安局追查的重点案件，但直到4月下旬才查到学校。我是在密云机床厂带领75级学生开门办学时被学校保卫部门“缉捕”的，押送到吉普车中，不知将去何方，没想到回到了学校，因为当时北京市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我和十名女生在学校接受隔离审查，作好在“四人帮”暴政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直至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将我们从屋中“震”出来。以后的事情就比较明快了。1977年底“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北京日报》发表了由我和记者联合署名的整版文章《“十姐妹”献花记》，可以算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上海的作曲家严金萱（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作曲）为《请收下》谱曲，朱逢博在音乐会上演唱并发行唱片。

文章来源：《美术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sjyyj.cn/qikandaodu/2021/0728/9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