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7)

《城市季风》

1994年底，我的一本讨论北京和上海两地城市文化的书《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在北京出版。面世之后，先后重印六次，受到社会的欢迎，带动了一个关于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城市人之类书籍的出版热。

《城市季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上海的《青年一代》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比较上海和北京青年的文章，受到欢迎。当时，我已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左右，尽管对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的命运、文化差异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材料和感觉，但还是将这一写作计划放到退休之后。1990年后，由于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间隙，才得以提起笔写这本“闲书”。

《城市季风》出版后，很多人对我说，你研究的这个选题真好。然而，对这个主题，我并不是作为课题来研究的。真正诱使我动笔的，是对这两个城市、这两种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把我对这两个城市的热爱、领悟和百般感慨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完全是一种个性化的、非功利的写作。我意识到我是在做一件有些狂妄的、我力所不及的事；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写或不敢写，那么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也许就再也不会写了。这也是由于我已深深意识到写作的意义。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虽然比我更具备资格的写作者很多，但真正拿起笔写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我们经常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所有的积累都是有用的——这只有对写作者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和写作者的确是很神圣的——更为精彩或惨烈的人生多得是，但只有被作家看到并记载下来的那一个才具备永恒的意义。

实际的写作是从1991年开始的，到1992年底完成初稿，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写作一旦开始，便主要是一种体力劳动和对意志的考验了。对意志的磨炼也在写作完成之后。交稿之后，又过了将近两年，历经五个出版社，才最终在东方出版社获得出版。1994年9月，见到第一批新书时，尽管仍然欣喜，但创造的激动早已平静，这个初生儿已经两岁。

从那时起，北京、上海和所有城市一样，进入了一个野蛮疯长的阶段。书中所描写的80年代的上海和上海人迅速过时。但这种记录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此前对这一段历史也并没有有价值的记载和研究。如果说这本书尚有可读之处，我想，一是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历史事件、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观察和考察当代社会生活，而非以往在单一领域的比较。其次，在于它涉及风云激荡的当代史，直面1949年以来两个城市的命运，直接描写我们的共同经历和身边的生活。这需要的主要不是学识，而是胆略和勇气。如果说我在前者多有欠缺的话，却并不缺后者。而我知道，多少优秀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欠缺而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知识界的反应比较谨慎。比较典型的意见是缺乏规范，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较多，很多地方浅尝辄止，因而“了解多于理解”。这既是因为我的才识、学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本书的定位所致。开始写作时，我就确定了要写一本比较好看的书，其读者对象主要是专业人士之外的大多数人。选择了两个范本作为暗中追求的目标：一是林语堂畅销至今的《吾国吾民》（一译《中国人》）；一是美籍华人许琅光教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后者是一本很好看的文化人类学专著。自然，我的写作难以望其项背，得乎其下就不错了。更为重要的批评来自上海史研究的专家、著名学者唐振常。他在《读书》的书评中认为，这两个城市因其历史、传统完全不同，因而是不可比的。所以，《城市季风》拆开（分别讨论上海和北京）是两本好书，合在一起则是本“坏书”。这涉及比较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文化的可比性。我充分意识到“比较”的危险，但我相信不同的文化之间是有可能加以比较的，毕竟这是我们认识、区别事物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作为文化研究，这种比较必须十分审慎，应有对其背景的深刻把握、对其限制的深入理解，并应主要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这却是我这种业余的个体写作难以达到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城市研究和写作的道路上，已经有以王军为优秀代表的一批后来人。

无论城市文化还是教育研究，我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基本是广泛涉猎、发散式、渗透式的自学，得益于一种在群体氛围中、在研究实际问题中的学习。长期以来在学院外的、民间的、自主和自发的学习，从好的方面说，是思想解放、活泼自由，形成一种没有条条框框束缚、无拘无碍的心态。而另一方面，则缺乏学术训练和规范，缺乏扎实的基础和研究的深度。这两者都在我的写作中表现出来。

文章来源：《美术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sjyyj.cn/qikandaodu/2021/0728/9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