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9)

现在经常有人采访我时会问，当初为什么会成立“自然之友”？这首先是由于对我国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深切忧患。90年代之初，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环境生态的维度，意识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批判、体制、意识形态等等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和严峻的生态恶化，可能是中国实现其现代化理想的现实的制约。认识到超越灰色的工业文明，一种以绿色为标志的新的文明已经曙光初现。而且，认识到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理论认识，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必须起而行动。

在经历了1998年的洪水滔天、2000年的沙尘暴之后，近年来首都正在成为“首堵之都”，成为“十面霾伏”的“毒都”的现实，使我们都深切地意识到一场整体性的环境灾难正日益临近。当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几乎没有退路，只能壮士断腕、改弦易辙，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然而，民间环境保护和NGO的经常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于是，很多人的另一个问题是：有用吗？这也是盘桓在我们自己头上的一个终极性问题。2012年，是自然之友成立的第十八个年头，也是梁从诫先生去世的第三年。梁先生晚年的自我拷问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是改善了，还是在继续恶化？我们的努力究竟有什么价值？我把它称之为“梁从诫之问”。

这场生存智慧与生态危机的死亡游戏，最终却是人类能否战胜自我的较量。我们固然需要超越性的远见卓识和大智慧，但更为重要的，却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自我改变，抵御消费主义的物欲和贪欲，怀抱宗教般的悲悯和谦恭心，热爱生命，与自然为友，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奠定绿色转型的社会力量。这是自然之友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使命。关于有没有用的讨论，也许，我们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因为社会发展是诸多合力的结果。如同梁先生所坚持的：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梁晓燕说得很好：说有用，我们没有那么狂妄；说没用，我们没有那么卑微。另外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用力推墙，推了一下，墙不倒；推了两下，墙不倒；推了一千下、一万下，墙还是不倒；但是，人强壮了。

历史最终是由更为年轻的一代书写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这样的“失败者”所改写的。我们坚守梁从诫先生倡导的这一信念：把门打开，让光照进来！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在梁从诫先生的晚年，自然之友完成了治理结构的改革，建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这在早期的草根NGO中是不多见的，对于自然之友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最近十年，是中国的社会空间、NGO快速发展成长的时期。2003年春天，应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之邀，我出任民间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其宗旨是“以独立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进步”，愿景是成为最具公信力的民间教育智库，主要从事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所出版的年度报告《中国教育蓝皮书》，举办的“地方政府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21世纪教育高峰论坛、21世纪教育沙龙等等，已成为有影响的品牌产品。

2006年，我又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领导人。它是从大学生假期支教项目起步的，以支援西部农村教育为宗旨。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有甘肃宕昌县、成县的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农村教师培训，农村寄宿制学校“驻校社工”等项目。短短几年，居然有声有色，生气勃勃，年资金规模已过千万。

这些仍处于儿童期和青春期的社会组织都显示了健康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2011年，在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的审计中，“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获得全市屈指可数的5A佳绩。2012年，自然之友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双双获得百度评审的“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这是根据百度的点击率产生的排序，自然之友名列第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列第八。红十字会由于频发的丑闻而排名第一。

在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进入乡村，是具有深意的。无论西部阳光的农村支教、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研究，包括自然之友的“绿色希望行动”，我们通过教育重新建立起与农村、农民的联系。在传统的“三农”之外，增添了农村教育的新维度，而且，建立起新一代知识分子走进农村的通路。

文章来源：《美术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sjyyj.cn/qikandaodu/2021/0728/925.html